站在沈海高速邊一座丘陵上，山東煙臺棲霞市松山街道漢橋村黨支部書記劉守欣望著漫山遍野的蘋果樹，憧憬著美好的前景：這800畝蘋果園去年4月栽種，四年后進入盛果期，收益將大幅提高。“漢橋村終于找到了一條強村富民之路，這就是黨支部領辦合作社。”
據煙臺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李天浩介紹，像漢橋村這樣領辦合作社的村支部在煙臺市有1400多個，占行政村總數的五分之一。村集體因此增加收益3.8億元，村民增加收入4.9億元。
試點推廣 頂層設計鋪就跑道
煙臺市首個由村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成立于2012年底，當時棲霞市東院頭村210戶農民以各自承包的土地入股成立合作社。2017年，煙臺市選取11個村開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試點。2018年，煙臺開始在全市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集體經濟模式，并篩選100個村開展示范行動。
煙臺市委“兩新”組織工委專職副書記呂永杰介紹，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由支部成員代表村集體注冊成立合作社，村集體以集體資金、資產、資源入股，社員則以資金、土地、勞動力等入股。
合作社在提取5%－10%的公積金用于擴大再生產后，其余收益全部按股返還村集體和社員，從而找到了投資者、集體和社員利益之間的最佳平衡點。
為防止“大戶壟斷”，市里明確規定單個社員出資比例不得超過20%。“與原來大戶領辦相比，黨支部可牢牢把握分紅主動權，最大限度地保護群眾的利益。”
為了更好地推進這項工作，煙臺市打出了一套政策“組合拳”：市財政每年專項列支1000萬元，縣級財政再配套2000萬元，連續扶持合作社3年；整合財政、農業、國土、供銷等9個涉農部門職能，出臺了33條合作社扶持政策，在示范社評選、涉農項目、產品銷售等方面全方位支持；定期組織村黨支部書記舉辦專題研修班，全面提升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水平。
圖為招遠市大戶陳家村葡萄莊園采摘
八仙過海 “不可能”成為“可能”
棲霞市是煙臺蘋果的主產地。該市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建立起農戶、村集體、龍頭企業互惠共贏的利益合作共同體，改造老殘果園10萬多畝，一舉破解了蘋果升級換代難題，掀起了一場“蘋果革命”。
2015年底，棲霞市臧家莊鎮北洛湯村黨支部牽頭流轉66戶村民的220畝土地，引進一家農業科技企業，建設高效生態蘋果示范園。
“原來的蘋果樹樹齡都在二三十年，產量和優質果率都比較低。但更新樹種每畝不光要投入3萬元左右，而且掛果前沒有任何收入，因而靠一家一戶是不太可能實現的。”村支書李森介紹說，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后，這個問題迎刃而解。
前期投入由企業負責，頭3年按每畝1000元標準向流轉土地的農戶發放生活保障金，第4年掛果產生收益后，按企業65%、集體5%、農戶30%的比例分成。待企業收回成本，企業的分成比例下調至55%，集體、農戶分成比例分別提高5%。
“村民除了分紅，還可到果園打工，一年下來也有一萬多元的收入。”望著今年剛掛果的一片蘋果園，李森臉上寫滿了幸福：”每畝蘋果比樹種更新前可多賣三四萬元。”
記者了解到，在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工作中，煙臺各地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個性化表情。
棲霞市官道鎮打破了村域界限，45個村黨支部牽頭共同流轉10000畝土地，建成多個成方連片蘋果產業園。鎮級層面建立了合作社服務基地、成立了黨總支，把4家關聯企業和合作社黨支部一并納入管理，實行組織聯建、資源共享，服務統一提供。官道鎮鎮長劉福崗介紹，僅農用物資統一采購，每畝地每年就能節約2100多元。
招遠市金嶺鎮大戶陳家村黨委領辦的合作社，采取“統－分－統”的方式，先集中流轉12000畝土地統一進行現代農業設施改造，然后分片分包給專業人才或村民，最后采用統一品牌、統一標準、統一銷售。2018年，該村合作社收入6500萬元，帶動周邊7個村集體增收330多萬元，吸收1000多名村民就業，人均年增收2萬多元。
蓬萊市大辛店鎮槐樹莊村黨支部與公司合作，以“農頭工尾”為抓手，發展農產品深加工、鄉村旅游等項目，促進一二三產深度融合發展。該村開發的芥末花生、海苔花生、紫薯花生等多種衍生產品，利潤比初級產品提高了四五倍。
福山區門樓鎮南莊村黨支部帶領黨員發動群眾遷墳開辟60畝荒地，流轉土地300多畝，種植櫻桃、蘋果、桑葚等經濟作物，聘請專業設計公司對進行深層次規劃，打造出集山上觀光休閑和山下民宿體驗于一體，涵蓋開心農場、垂釣樂園、美食街、農家樂等多個業態的田園綜合體，2018年集體經濟收入200多萬元。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徹底改變了以往將集體資源、資產簡單發包租賃的低層次、低效益模式，盤活了集體資產，做足了增值文章。
圖為東院頭村社員分紅大會
頭雁領飛 收獲前所未有成就感
對于村子發生的脫胎換骨的變化，當了10年村支書的棲霞市亭口鎮衣家村書記衣元良感慨萬千：“老百姓還是那些老百姓，但組織起來后就大不一樣了。”
如今的衣家村已是遠近聞名的中國美麗鄉村百佳范例村，而兩年前，這個僅有125人的山區村是個集體經濟空殼村，常年干旱缺水，沒有上山的路，大櫻桃即使豐產也難增收。
2017年10月，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衣元良帶領群眾開山辟路。合作社沒錢，采用“勞動力入股”，實行“工票制”，男女勞力分別按每天120元、80元發給工票，滿2000元可折合一股“創業股”。
就這樣，靠留在村里的30多個勞動力，用半年多時間，硬是在荒山中開辟出一條長5.5公里、寬5.5米的環山路，在山頂建起了兩座蓄水池。
令衣元良感動的是，工票雖開出了120多萬元，可至今還沒有一個村民拿著工票來兌現。“村民都想把錢留在合作社，希望黨支部帶領他們掙更多的錢。”
官道鎮鎮長劉福崗同樣感受到群眾中蘊藏的巨大能量。今年初，官道鎮蘋果產業園首批11個村20天就流轉了2800畝土地，“栽種一株蘋果苗包括領苗、挖坑、插桿、培土等近十個環節，剛開始非常擔心能否按時完成，沒想到75萬株蘋果苗在短短10天內全部栽完了！”劉福崗說，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使集體利益和群眾利益捆綁在一塊，群眾的主體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群眾對合作社的支持熱情之高，反過來又增強黨支部的使命擔當。2018年初，連續四次當選棲霞市松山街道漢橋村書記的劉守欣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也要改變村子的落后狀況。新一屆支部選舉一結束，劉守欣緊接著召集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流轉土地成立合作社。劉守欣的決心和行動讓村民看到了希望，僅兩天時間，96%的村民簽訂了土地流轉合同。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著好棋，把黨組織的政治引領、合作社的抱團發展、群眾的能動性等要素有機融合在一起，優勢疊加互補，產生了裂變效應，激活了鄉村振興的一池春水。
煙臺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李天浩說：“村黨支部在組織群眾、發動群眾的過程，找到了價值所在。”李天浩的這番話，說出了基層黨組織書記的共同心聲：自從領辦了合作社，真正找到了“當家人”、“領頭羊”的感覺，在群眾中也有威信和話語權。這可是他們多年以來，沒有體驗到的一種榮譽感和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