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法律顧問在廣東仁化縣參與土地確權工作，調解矛盾糾紛。
每月15日，律師陳生都會雷打不動地驅車一個多小時趕到位于廣東省惠州市惠陽區的村法律顧問服務點。“主要是和村民拉拉家常。”這份“兼職”，陳生已經堅持三年時間。村法律顧問的角色，讓從小在城里長大的他第一次嘗試讀懂鄉村社會的風土人情。
從2009年惠州市率先探索設置“農村法制副主任”以來，廣東“一村一法律顧問”制度創新已經走過整整十年的歷程。十年來，這項探索與鄉村社會發展變遷共同成長，特別是伴隨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農民身邊的“法保姆”在南粵大地上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成為建設農村法治的生力軍、維護社會穩定的壓艙石，更緊密嵌入到鄉村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有效治理的推動者、文明鄉風的傳播者。
廣東一村一法律顧問制度脫胎于惠州的“法制副主任”探索。而在此前后，深圳、佛山、珠海等地也開展了律師進農村的相關嘗試。2014年，多地實踐經驗最終凝結成為全省建立一村一法律顧問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的沖鋒號角。當年5月，廣東省委省、政府出臺意見，部署在全省開展一村（社區）一法律顧問工作。
很多人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什么是廣東嘗到了村法律顧問制度創新的“頭啖湯”？在廣東省政府參事室特約研究員鐘韶彬看來，這與廣東特殊省情密不可分。改革開放之后，廣東鄉村社會的人口結構、治理方式和矛盾糾紛呈現出了新的特點，加之一些地方宗族勢力強盛，圍繞征地拆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等焦點問題，出現了一系列矛盾沖突，對社會穩定產生負面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自然村合并為行政村之后，不少村莊規模龐大，動輒上萬甚至幾萬人，只依靠村委會的力量，要真正實現善治，有些勢單力薄。”鐘韶彬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向農民有效普法、增強他們的法律意識、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進而讓大量矛盾問題定分止爭，都要求引入外部和專業力量參與到鄉村治理中來，于是，律師介入成為順理成章的一種選擇。
徐向輝擔任法律顧問的惠東縣稔山鎮范和村就是一個一萬多人口的大村。作為當地駐村律師，他不僅成為范和村的“編外村民”，還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徐向輝普法工作室”，而讓他最引以為豪的成就，則是“實現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上交、全村無上訪”。
無論是“法制副主任”還是“村法律顧問”，在陳生看來，這些富有挑戰的角色，帶給他最大的觀念轉變是，農村是法律服務的“洼地”，但并非法律需求的“荒漠”。“農民學法用法的熱情很高。”他告訴記者，每天在微信群里，自己至少要被@十來次，都是咨詢各類法律問題的，主要類型包括土地承包、財產繼承、宅基地使用、消費維權等。“還有的村民半夜三更打來電話咨詢，一聊就是一個多小時。”陳生說。
“法律顧問”是來做什么的？對于這個問題，不少人在腦海中曾經設定的答案是——幫助村民打官司。在擔任村法律顧問之前，陳生也接手過不少涉農案件。然而，來到村里，陳生才意識到自己有點先入為主了。他的主要工作非但不是幫著別人打官司，反而還要想方設法引導村民將矛盾糾紛引入非訟渠道。
“村里的很多糾紛看似雞毛蒜皮，但一旦火滅得不好，也很容易激化甚至引發惡性事件。”陳生介紹說，他就調解過這樣一起糾紛：一村民把幾棵果樹栽到了鄰居家的菜地里，雖然越過界限只有一步距離，但兩家關系卻因此降到冰點，險些大打出手。“最終在我的調解下，雙方簽訂了一份協議，既保護了果樹免于被砍，又讓被占地的那戶村民得到了應有的補償。”陳生說。
提供法律咨詢62次、舉辦法治講座39場、參與調解糾紛12次、代寫法律文書3宗、代理訴訟1宗——這是2018年廣東省乳源縣洛陽鎮駐村律師交出的一份成績單。“也就是說，代理訴訟其實只占到村法律顧問工作的很小一部分，其工作重心更多放在了法制咨詢、宣教和參與調解等工作中。”在鐘韶彬看來，鄉村社會宗族、鄉約等柔性調解力量充足，對于農民來說，打官司不僅成本較高，面子上也不好看。況且，在農村很多問題其實都沒有鬧到要對簿公堂的地步。
碰到村干部，對方經常會拍著陳生的肩膀說：“要不這個村主任你來干吧。”每當聽到這話，陳生雖然明白是句玩笑，但他心頭還是會蕩漾起一絲自豪感。“雖然我不是村里人，但現在有的村民對我比對村干部還信任。”陳生覺得，自己不如村干部熟悉村情，也沒有村里老人那么德高望重，但正是這種超脫角色和專業視角，使其在參與矛盾糾紛化解時有種先天優勢，特別是當問題是發生在群眾和干部之間的時候，律師的作用更加舉足輕重。
陳生說：“村法律顧問不僅要為村民提供一般性法律服務，還要結合一個個具體案例在鄉村熟人社會中幫助農民樹立法治信仰，從而深度參與到社會治理當中去”。惠州市司法局黨組書記、局長潘如新也認為，當前，農村群眾需要的不僅是法律知識的學習，更需要敬畏法律、尊崇法律、相信法律、依靠法律、使用法律的法治精神和法律素養。
十年磨一劍。
在一村一法律顧問制度創設之初，也有過不少非議。有人認為，農村基層自治組織本來就已承擔太多功能，任務就十分繁重，法律顧問會否成為村委會的又一項負擔；也有人認為，這些律師也就是來村里轉一轉，起不到什么真正作用，過幾年就人走茶涼了。實踐證明，這些疑慮是多余的。對于前者，駐村律師選聘、管理、考核全部由地方政府負責，經費由各級財政保障，村級組織非但沒有負擔，本身也是這種機制的受益者。而對于后者，傳遞在“陳生”們手中的接力棒不僅正被越攥越穩，鄉村振興更讓農村公共法律服務事業的發展空間愈發廣闊。
而今，有8000多名律師服務著廣東2.6萬多個村（社區），相對于全省4萬多人的律師隊伍，20%的參與率雖然相對不低，但也顯示出巨大的提升潛力。讓人可喜的是，律師參與服務農村的積極性越來越高。陳生表示：“不少同事向我打聽過村法律顧問的事。”
雖然作為一項公益性服務，村法律顧問制度并不具備市場化的基因，但對于參與其中的律師來說，他們更看重的是通過這種實踐能夠更多了解基層政府和鄉村社會的運作機理，從而為代理涉農類案件提供鮮活的經驗積累。
在農村扎根越深，一種知識焦慮感也越來越涌上陳生的心頭。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來，農村的發展活力被大大激發出來，新業態不斷涌現，矛盾糾紛也呈現出新的趨勢“比如鄉村旅游中的用地問題，舊村莊、村級工業園升級改造等，這些以前都很少遇到。”于是，當今年3月聽說廣東省律協與惠州市律協將圍繞“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法律風險防范”和“‘三舊’改造法律實務”對駐村律師開展專題培訓的時候，他第一時間就報了名。
要想補齊村法律顧問知識結構和業務能力的短板，鐘韶彬表示，“組團式服務”也是一條出路，“可以在現有的律師事務所與鎮街司法所‘所所’結對的基礎上，建立律師團隊與鄉鎮的銜接關系，從而與一村一法律顧問共同構成農村公共法律服務的立體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