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礎和前提。毛澤東同志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好的調查研究報告，是通過親身經歷和廣泛實踐形成的對于社會發展規律的清醒認識，能夠幫助決策者進行更加精準和有效的政策制定。
撰寫好的調研報告絕非易事，它沒有捷徑可言，不能憑著想象或經驗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運用科學的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大量而深入的觀察和了解，并在此基礎上理性地對研究素材進行分析、提煉、歸納和總結，在掌握事物發展規律的前提下提出改進工作的對策建議。一般而言，撰寫好調查研究報告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關注：
一是選題策劃。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調查研究的最大價值在于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調查研究需要敏感性，要具有“問題導向”的意識，聚焦難點熱點，探索性地發現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真”問題，積極為破解發展難題開出“良方”。發現問題一是需要具備宏觀視野，要從中央全局性和戰略性部署入手，從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工作來選擇研究主題。如最近中央發布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對于這一新提法和新戰略的理解和細化實施，還存在著諸多需要破解的“盲點”和“空白”，這就為調查研究提出很多好的選題方向，為更好地落實和推進中央政策提供針對性的對策和建議。二是來源于群眾所迫切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這些問題不宜過于抽象，應更加具體，能夠通過政策設計或制度建構來加以解決。如鄉村振興中集體經濟的增收問題、宅基地流轉問題，這些問題切口小，但意義重大，具有緊迫性，能夠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和共鳴。
二是調研組織。調查研究不是僅在書齋就能完成的工作，必須要練好“腳力”和“眼力”，主動走出“象牙塔”，到基層一線和群眾打成一片，進行走訪和調查。毛澤東同志認為，“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到下面去跟群眾接觸，就能感到有生命”。為完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他深入農村一線，“甘當小學生”“躬身入局”，以群眾為師，獲取了大量一手資料，最后以確鑿的事實得出了農民運動“好得很”的結論，為調整當時黨的右傾錯誤路線作出了極其關鍵的貢獻。開展調查研究也不是隨意進行的，現在存在著一些“偽調研”，純粹“擺樣子”“走過場”，徒有調查之名而無調查之實，不但毫無實效還讓基層增加工作負擔。有效的調查研究開展之前，必須要經過精心的準備和籌劃，要帶著問題去調研。圍繞調研主題，先進行扎實的案頭工作，經過充分的思考，梳理出想要了解的具體問題，選擇科學的調研方法和時間安排，形成周密的調研方案。如此開展的調查研究，才有更高的效率和針對性，才能真正了解群眾所思、所想、所盼。
三是建議思考。調查研究需要發現事物“是什么”“為什么”，更要善于提出“怎么辦”。調研報告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如果報告僅僅是注重詞藻的華麗、語言的工整和口號的對仗，僅僅是滿足于充當文件政策的“馬后炮”或“傳聲筒”，那么這篇報告最多算是形式上的“好”文章，而失去了調研報告真正的靈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調查研究作為基本功，堅持從實際出發謀劃事業和工作，使想出來的點子、舉措、方案符合實際情況。”我們要善于通過調查研究，提出具有針對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對策建議，讓研究的“謀劃”影響“規劃”，讓研究的“對策”融入“決策”。當然，認識事物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可能一開始提出的建議都一定完全正確，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去檢驗和提升。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有不同意見不要一棍子打死，而是允許充分表述。通過反復討論、反復比較利害，相互磨合、溝通，統一認識，這時拿出的方案才能比較符合實際。”
四是報告風格。調查研究報告不同于一般的學術論文，也不同于新聞報道。它來源于實踐，又要高于實踐，需要不斷地把零星的認識加以系統化和深刻化，直至還原問題的本來面目。從報告字數來看，應該是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毛澤東同志的《尋烏調查》等報告，有的長達幾萬字，有的僅有兩千字。遞交給領導的報告一般來說應高度凝煉，言簡意賅地闡述研究結論和對策建議。從語言風格來看，要倡導生動活潑、言之有物的文風，應該是“文約而事豐”，用質樸的語言表達鮮明的觀點，避免洋洋灑灑一大通“正確的廢話”。從報告體例來看，通常分為研究背景、問題分析和對策建議三部分，研究背景要簡明扼要，著重說明研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問題分析要言之有據，通過數據或比較提出當前存在的困難或障礙；對策建議要切實可行，著重提出精準的政策建議和咨詢意見，成為黨和政府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和依法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和支撐。
（作者為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江北新區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江蘇省社科院二級研究員、長三角產業研究院首席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