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尊重人民群眾首創精神，防止政策執行“一刀切”、層層加碼，持續為基層減負。
泛濫的工作群、政務平臺令人眼花繚亂，各類“請上報”“請回復”“請點擊”讓人應接不暇，用“群里吼”代替“實地走”……去年以來，我省多地紀檢監察機關把減負焦點對準基層干部反映強烈的“指尖”之苦，深入開展專項整治，為“指尖”松綁。“指尖上的形式主義”有哪些表現？專項整治效果如何？怎樣鏟除滋生形式主義的土壤？記者展開調查。
從“指尖”負擔到“指”上談兵
各部門單位運行的各級信息平臺就有近470個，有的一個工作條線推廣使用信息平臺30個，全市各部門單位、鄉鎮園區排查梳理微信（QQ）工作群1100余個……一份來自高郵市紀委監委的調研報告，揭示了基層干部的“指尖”之苦。
一名基層干部給記者列出了“比較重要”的工作群：創文工作群、人居環境整治工作群、疫情防控工作群、會計工作群、民政工作群……“基本上從早上一睜眼手機就響不停，一直到晚上十一二點。”最讓他頭疼的是，三四個微信工作群經常一起響，“有時候一天能接到10個任務，而且都規定下午五點前要完成，你說頭大不大？”面對無法完成的任務，他坦言不得不用形式主義對付形式主義，“比較重要的活優先干，忙不過來的就估個數字隨便填填、應付了事。”
“信息平臺多、工作群多，這是‘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的最直接表現。”高郵市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副主任黃東濤調研發現，過多過濫的工作群和政務APP，背離了方便工作、提高效率的初衷，成為基層干部的“不能承受之重”。他列了一組數據：去年2月，高郵各部門單位運行的國家級平臺有175個，省級平臺有209個，揚州市級平臺有56個，而高郵市級平臺僅有19個。一些政務平臺變味走樣，滋生形式主義問題——有的過度依賴數據，不注重實效；有的不顧實際情況實行月度甚至每周進行通報，導致基層出現任務攤派、一人多機刷點擊率等形式主義問題。“有個平臺設置每日上傳10條動態信息的‘硬杠杠’，但是平時村里人少、事少，為了湊數，網格員在路邊發現一個煙頭也會拍照上傳。”黃東濤無奈地說。
“線上熱鬧”的同時，少數基層干部甚至學會“鉆空子”，用轟轟烈烈的形式代替扎扎實實的落實，基層工作異化成了線上作秀。
去年5月6日，淮安市清江浦區郵政南苑小區改造項目施工現場發生一起安全事故。清江浦區紀委監委在對事故進行問責追責過程中發現，事故的背后正是“指尖上的形式主義”在作祟——
當天上午9時，安全巡查員多次在“清江浦房地產2021老小區改造”群內發布“配重塊存在安全隱患”的信息，項目安全員、監理單位監管人員和總工程師陸續在群內回復“收到”，并相繼在群里提出安全要求。住建部門相關負責人也在群里稱“對該問題要嚴肅處理”，區房地產公司副經理、郵政南苑小區改造項目安全員王宏偉回復“收到，已草擬書面處罰決定書”。承建單位、施工單位和監理單位在“群”里忙得熱火朝天，“指尖上”的安全監督有聲有色，卻無人邁出關鍵一步——叫停施工！2個小時后，小區改造工程發生安全事故。去年5月27日，清江浦區紀委監委對直接責任人王宏偉給予撤職處分。該案共立案查處5人，問責2人，提醒談話1人。
去年，清江浦區就“指尖上的形式主義”問題處理黨員干部16人。清江浦區紀委監委監督室負責人徐馳分析發現，“指尖上的形式主義”往往隱蔽在井井有條的“照章辦事”體系之下，危害性并不顯而易見，但必須加以警惕并及時遏制。
從工作群“瘦身”到集成化服務
“最直觀的就是手機比以前‘安靜’多了。”專項整治前，高郵市琵琶社區黨總支書記陸鳳霞的手機上最多有二三十個群，每天看群消息加回復要花上一兩個小時，現在每個村（社區）只保留一個必用群，所有的任務、相關信息都在這一個群里發布，“再也不用擔心漏看信息、耽誤工作了”。
陸鳳霞的切身感受，反映了專項整治帶來的喜人變化。數量該精簡的要精簡，微信群能退的就退掉，嚴控信息發布內容，沒必要說的不說……給“指尖”松綁，我省多地紀檢監察機關從推動精簡政務APP、微信工作群入手。
“針對平臺多的問題，我們和各個鄉鎮部門進行梳理研判，不需要的平臺就取消，功能相似的就合并。”目前，高郵本級創建的19個平臺，僅保留了10個；通過向上申請撤并，揚州市級層面的8個平臺被取消或整合。隨時建群、隨時解散的動態工作群，是微信工作群整治中的難點。“我們聯合宣傳部門進行研判，提倡一個工作機構只建一個工作群，嚴禁通過工作群直接越級向基層派任務、提要求，最后取消了211個工作群。”黃東濤說。
大刀闊斧“做減法”的同時，多地紀檢監察機關監督推動相關部門整合優化，歸口管理、集成服務，為基層干部卸下不必要的負擔。
在張家港，專項整治重點聚焦承擔大量基層事務的網格員。“網格員開展村級網格化巡查時，需要將火災隱患、安全生產隱患、人居環境問題，以及群眾意見建議分別上傳到各個工作群，如果一條信息同時存在幾個問題的，還需頻繁地在不同的微信群之間切換、上傳，費時又費力，讓基層網格員叫苦不迭。”張家港市監委委員倪建鑫告訴記者，通過專項整治，基層網格員的入格事項從260項壓縮至58項，“像黨組織信息采集、黨員信息采集等職能部門本應掌握的信息采集類任務，安全生產、生態環保等比較專業的監測指導任務等，都被‘掃地出門’。”
在此基礎上，張家港市紀委監委監督推動該市融合“城市‘e’管家”“12345”便民服務熱線等功能推出“聯動張家港”APP。市聯動中心通過該APP對收集到的問題進行匯總、分辦并反饋，基層網格員通過這一個端口就能上傳發現的問題、查看結果。“‘聯動張家港’APP上線以后，以前置頂的幾個工作群都解散了，可以騰出更多精力解決群眾訴求。”張家港市樂余鎮樂余村網格員周春峰說。
從“群里吼”到“實地走”
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一直高度重視基層減負問題，但“指尖上的形式主義”仍是不斷反彈、難以根治。一些基層干部抱怨，盡管政務APP、微信工作群有了一定幅度的壓降削減，但大量任務還是通過各種形式層層派發下來，尤其是一些上級職能部門，該親自到基層調研的，不想前去，安排基層“代拍照”；該親自指導督促的不前去，用拍照留痕方式倒逼基層抓落實。
蘇北的一名村書記就向記者吐槽，經常會接到一些村里無法勝任的專業工作，“比如，今天這個部門讓村里去查看豬圈污水處理有沒有達標，拍照上傳；明天另一個條線讓你去企業摸清安全生產情況，填報表格。我們也沒有專業知識，只能面上看看，老百姓還不理解，覺得村里來查是不是在故意找茬？”更讓他想不通的是，干得怎么樣是一碼事，干的過程是否有記錄、材料是否齊全是另一碼事，“有時候工作做好了，卻因為材料有瑕疵而被批評。”
“上級職能部門擔當作為不夠，把該承擔的任務向下派發，這是典型的作風問題。”黃東濤說，當一個個部門都如此安排時，基層必然應接不暇，大量時間用在應付上級的痕跡要求上。要讓“指尖”減負切實轉化為實干新風，必須杜絕“甩鍋”思想，不能把責任向下推。“不管是機關部門，還是領導個人，在組織工作、謀劃工作時，都要樹牢減負意識；做決策時，多考慮下基層的困難，少一些不切實際的拍腦袋決策、隨意發號施令等問題。”
而在徐馳看來，摒除“指尖”之苦，不能僅僅“做減法”。隨著通信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辦公無紙化、行政管理智能化是必然趨勢。他認為，開發一個政務APP，動輒十幾萬、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的巨額財政投入，與其事后懲戒、一停了之，不如事先“把好關”，在辦公平臺、微信群的創設上設置精準、可量化的標準和“門檻”，“比如建群、開發APP是為了解決什么問題？做什么工作推動問題解決？具體做法是什么？這些問題都要進一步細化明確。”
“當大多數基層干部一邊抱怨形式主義，一邊身不由己搞形式主義的時候，我們就應該警惕，必須在整個執行系統中做‘全面體檢’。”省社科院區域現代化研究院副院長丁宏說，“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的形成，離不開趨于形式的督查考核機制。督查考核是指揮棒，重視過程、忽視結果很容易讓基層學會“見招拆招”，以形式主義應付形式主義，造成惡性循環。只有建立以結果為導向的考核機制，從看“痕跡”轉變為看“實績”，才能推動基層干部從“群里吼”到“實地走”。
“四風”問題具有頑固性反復性，“指尖上的形式主義”也不例外。建立長效機制，鞏固整治成果，各地仍在探索。比如，近期高郵市紀委監委選取不同鄉鎮的4個村（社區）作為高郵減負工作監測點，通過日常監測，跟蹤把控減負動態；如東縣雙甸鎮紀委把對村居的督查檢查考核事項減少50%以上作為減負目標，嚴格控制開展督查檢驗數量和頻次；蘇州市吳中區紀委監委推動區委宣傳部建章立制，細化政務APP、網絡工作群組運營管理要求，建立政務新媒體開設登記備案管理制度……
“如何把好鋼用在刀刃上，通過‘指尖’減負倒逼基層優化治理方式、提升治理水平，是各地都應思考的問題。”丁宏認為，開展長效整治，關鍵還要在創新基層治理“新思路”上下功夫，尤其要在打通部門、層級間的數據壁壘上多探索，“比如現在多地探索的‘城市大腦’，就是打通數據壁壘的積極嘗試，不同部門、層級可以在平臺上實現數據共享，大幅度減少基層干部不必要的工作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