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根”與“魂”，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前提和應有之義。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今年印發的《鄉村建設行動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提出：“傳承保護傳統村落民居和優秀鄉土文化，突出地域特色和鄉村特點，保留具有本土特色和鄉土氣息的鄉村風貌，防止機械照搬城鎮建設模式，打造各具特色的現代版‘富春山居圖’。”
以鄉村建設行動推進鄉村文化振興，就是要通過構建“形神兼備”的鄉村文化生態系統、“城鄉并重”的城鄉文化共同體、“剛柔并濟”的鄉村文化治理體系，打造新時代鄉村版“富春山居圖”。
構建鄉村文化生態系統
鄉村振興，既要塑形，也要鑄魂。鄉村文化振興，要以物質塑形、以精神鑄魂，為新時代鄉村建設打造“形神兼備、魂體合一”的鄉村文化生態系統。
一方面，修復與再造鄉土文化物理空間，留住鄉愁的具象記憶，是實現鄉村文化振興的物質前提。古老村落、傳統民居、家族宗祠等鄉土文化地標，都是鄉愁得以延續的物理載體。《方案》提出：“傳承保護傳統村落民居和優秀鄉土文化，突出地域特色和鄉村特點，保留具有本土特色和鄉土氣息的鄉村風貌”。在鄉村建設過程中，不能機械照搬城鎮建筑模式而放棄對“精雕細琢、精益求精”鄉村建筑技藝的時代傳承，更不能將蘊含鄉土旨趣、獨具地域特色的村落民居統一“更新”為城市化別墅洋房，而要分門別類地梳理傳統古老、村落民居、歷史名鎮、文化遺跡等傳統物質文化遺產，因地制宜地打造“千姿百態”而不是“千村一面”的鄉土特色建筑，再造鄉村社會生活系統。
另一方面，延續鄉村文化脈絡，重構鄉土文化意象系統，是實現鄉村文化振興的精神根基。鄉村文化承載著中華民族的農耕文明記憶。《方案》提出：“推進鄉村文化設施建設，建設文化禮堂、文化廣場、鄉村戲臺、非遺傳習場所等公共文化設施。”在鄉村文化振興過程中，要深入挖掘民間禮俗、農耕技藝、地方曲藝等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以古戲臺、文化禮堂等為載體打造鄉土文化新地標。依托上述鄉村文化設施，通過舉辦禮儀教化、鄉風傳承、道德評比等活動，重塑鄉村社會的審美取向和藝術價值，打造兼具道德教化和知識普及意義的鄉村精神家園。
打造城鄉文化共同體
作為人類社會完整文化系統的兩個維度，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之間不是相互割裂、此消彼長的，而是和而不同、和諧共生的。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認為，城市和鄉村文化資源稟賦具有明顯的差異性和互補性。《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強調：“在鄉村全面振興基礎上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城鄉文化融合發展背景下的鄉村文化振興，不是單向的城市“文化下鄉”或鄉村“文化進城”，而是建立在城鄉文化平等合作基礎上的交融互鑒、雙向互哺。
一方面，城市文化肩負著改變鄉村社會貧窮落后面貌、改造鄉村文化負面價值觀念的時代責任。既要為封閉保守的鄉村文化拓展開放性空間，也要注重培育鄉村文化新的時代個性。通過統籌城鄉公共文化設施布局，吸引資本、技術等文化資源要素更多向鄉村流動；通過建立城鄉文化人才結對幫扶機制、人才返鄉激勵機制等，為鄉村振興注入新的文化動能。
另一方面，具有濃郁鄉土特征的道德禮俗等鄉村文化優秀品格，對城市文化的浮躁與世故同樣具有感染與熏陶作用。通過展示農耕技藝、鄉村民俗、民間藝術乃至歷史文化遺產，在為城市居民帶來新鮮元素的同時更新城市居民的思想觀念、社會心理；通過還原節慶習俗、表演傳統戲曲、再現鄉村禮儀等形式，原汁原味呈現“友善、誠信、孝廉”等鄉土文化要素，增強鄉村禮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體現文化治理“剛柔并濟”
以鄉村全面振興為指向，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社會契約體系，體現了新時代鄉村文化治理的“剛柔并濟”。既弘揚現代文明法律、制度的“剛性”法治精神，又傳承鄉村禮俗、鄉規民約的“柔性”德治倫理，進而增強鄉村文化振興的自治“韌性”。
一方面，提升鄉村法治文化品質，將法治作為規范鄉村主體行為的固本清源之道。法治鄉村建設是新時代鄉村建設的重要保障，而文化建設是法治鄉村建設的核心問題。在征地拆遷、農房改善、土地流轉等事關鄉村建設的重要領域，切實提升各級政府的法治意識與依法行政能力；在面向鄉村的法治宣傳教育環節，以生動活潑的普法形式營造和諧有序的法治文化氛圍，培養農民的法治意識和法治理念；在鄉村執法監督環節，發揮返鄉能人等群體熟諳政策、法律等優勢，完善多元化法律監督機制和糾紛解決機制。
另一方面，借鑒鄉規民約所蘊含的秩序理念和自治德治精神，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和淳樸民風。《方案》提出：“深入開展農村精神文明創建活動，持續推進農村移風易俗，健全道德評議會、紅白理事會、村規民約等機制”。在鄉村建設過程中，要汲取鄉村禮俗、鄉規民約的傳統文化精神給養，并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語境下對其進行鄉土化再造，使其內化為情感認同、外化為行為習慣，為鄉村振興奠定堅實的文化土壤和強大的精神支撐。
（作者為中共江蘇省委黨校校刊部教授劉志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