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貴州安順平壩小河灣鳥瞰。
盧 維（影像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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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貴州安順，圍繞如何盤活土地過上好日子，先后涌現了“頂云經驗”和“塘約做法”兩次改革。40多年前，頂云公社義無反顧破除大鍋飯；4年前，塘約村集中確權土地，耕地自愿入股合作社。
從包產到戶，到入股合作，不變的是矢志不渝的改革精神。立足需求，敢闖敢試，鄉村振興動力更加強勁。
兩個村，兩次改革，都因“地”而起。
1977年，冒著被扣“走資本主義道路”帽子的風險，貴州省安順市關嶺縣頂云公社悄悄實施包產到戶，當年糧食就大豐收。在我國農村土地改革的大潮中，涌出一朵被稱為“頂云經驗”的浪花。
2015年，抱著擺脫貧困落后面貌的強烈意愿，安順市平壩區樂平鎮塘約村農民把土地集中入股合作社抱團干，短短3年，貧困村變成了小康村。如今，安順全市九成以上村莊都在推行“塘約做法”。
從包產到戶，到入股合作，不變的是矢志不渝的改革精神。
頂云：打破大鍋飯，實現吃飽飯
夕陽下，院里三角梅競相綻放，三層黃色小洋樓更顯別致。耄耋之年的陳高忠坐在院子里，一缸濃茶下肚，思緒回到40多年前。
“讓全隊老少都能吃飽飯，跟餓肚子的苦日子做個了斷。”談及自己發起的那段往事，陳高忠平和而堅定的語氣中，仍能聽出當初的義無反顧。
1976年春節剛過，頂云公社陶家寨生產隊愁云又起，不少家庭陸續斷糧，很多社員只能靠野菜拌米糠充饑。“出工人等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趕人。”38歲的新任生產隊長陳高忠，曾在省城修過鐵路，是寨子里最有見識的人，他分析生產搞不上去，關鍵在于大集體窩工現象嚴重，社員出工不出力。
趕在春耕前，在陳高忠組織下，陶家寨生產隊秘密實施了一件大事：將全隊人口按勞動力狀況分為三個小組，土地、農具和耕牛等生產資料平均分配，以包產到組的形式開展農業生產。
當年秋收過后，生產隊把各小組的收成匯總起來，驚喜地發現糧食產量較往年翻了倍。“人均口糧從212斤變成504斤，人均收入從56元漲到200多元。”時至今日，陳高忠還能準確說出增收數據。首度“試水”分地就實現了吃飽飯的目標，也撐大了陶家寨生產隊的胃口，他們準備再拼一把。
第二年開春，陳高忠召集6名生產隊隊委會成員，躲進后山一片叫燈盞窩的洼地，藏身樹木雜草中，商量包產到戶的具體實施方案。當天晚上，生產隊30戶村民在一張牛皮紙上簽名、按手印，一致同意將全隊田地分攤到戶。“不敢明著分，田坎上埋下石頭樁子作地界，用繩子把土地劃成小塊，分攤到各家各戶獨立經營。”分完地后，每天清晨還沒等陳高忠吹響上工哨，田間地頭早已熱火朝天。
這一年，陶家寨迎來了久違的大豐收，糧食產量較上年又翻一番。陳高忠清楚地記得，交完公糧后家里谷倉還是滿滿的，不光自家人能吃飽飯，還有余糧接濟外鄉親戚。
陶家寨分地的事很快在公社引發示范效應，一些生產隊紛紛私下組織分地，還有人直接給省委、地委和縣委寫信，請求從政策層面認可，“光明正大”地干。1978年4月，關嶺縣委同意在小部分生產隊試行“定產到組、超產獎勵”制度。秋收季節，頂云公社16個試點生產隊全部增產。當年11月11日，貴州日報在頭版以整版篇幅公開報道頂云公社的改革實踐，而且旗幟鮮明：“定產到組姓‘社’不姓‘資’”。
“報道迅速引起強烈反響，觸發了一場震動全省的大討論。我們思想壓力非常大，不知道是干了大事還是闖了大禍。”回憶起當時情景，時任頂云公社黨委書記盧澤江心潮澎湃，各地干部群眾的信件雪片般飛來，質疑聲和支持聲此起彼伏。一個多月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錘定音。1979年，關嶺縣在全縣范圍內推廣“頂云經驗”，1000多個生產隊轟轟烈烈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
塘約：抱團闖市場，快步奔小康
“破石板、爛石墻、泥巴路、水凼凼。”離頂云公社100公里開外的塘約村，到2013年還頂著貧困村的帽子。
2014年夏，一場罕見暴雨洗劫塘約村，洪水沖毀農田、道路和部分村民房屋。面對一片廢墟，村黨支部書記左文學決心行動：抓住災后重建契機，給塘約來次大改造。
災后第五天，86位村民代表聚集村部，共商出路。“留村的多為婦女老幼，一些土地也撂荒了，如果大伙聯起手來干，塘約也許能變個樣。”在左文學的主持下，會議決定成立以黨支部牽頭、村集體所有的合作社，集中經營村里的土地。
“合作社要辦黃了，我們家吃飯都成問題。”貧困戶周貴友兄妹6人，父親傳下來的承包地，到他手中只分到半畝水田和半畝旱田。顧慮并非個案，一些人害怕集體經營不出效益，賺不到錢反搭進地。
為打消村民疑慮，村兩委采用GPS、航拍等手段對全村土地精準測量，對土地承包經營權、集體土地所有權和農村集體財產權等“七權”進行歸屬界定，請區政府頒證確認。“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土地有了‘身份證’，誰也弄不丟。”左文學告訴村民。
到2015年3月，敢“吃螃蟹”的村民還只有50多戶，合作社以每畝700元的價格流轉300多畝地，不足全村確權耕地1/10。“我們用流轉土地向信用社貸款400多萬元，‘死資源’變成‘活資產’，解了創業資金短缺的燃眉之急。”合作社負責人丁振桐介紹，村里用這筆錢將合作社土地進行整合，水渠、道路等設施修繕一新，還發展了蔬菜基地、水果基地等產業，村民參與勞動每天能獲得80元報酬。
年底清賬，村集體經濟從4萬元漲到80萬元。抱團發展初見成效，增強了村民對合作社的信心。“怎么調動更多村民積極性？合作社決定把土地流轉改為土地入股，村民直接參與合作社年底分紅。”2016年初，全村所有921戶村民簽訂了入股協議，耕地全部入股合作社。
確權土地集中后，塘約累計從農信社獲得1725萬元貸款。合作社成立了生產團隊，集中種植蔬菜、蓮藕、精品水果、羊肚菌等；配備了銷售團隊，在全國各地找買家，并帶回最新的市場信息指導生產。此外，合作社旗下還組建運輸公司、建筑公司、婦女創業聯合會等經營實體，解決富余勞力和返鄉村民的就業問題。
周貴友入股合作社后，他的土地被折算成1.2股，村集體又贈送他15股。每年紅利超過1萬元，加上他和妻子在合作社種植基地務工，每月勞務費不下4000元，小日子一不留神就紅火起來。
2016年底，塘約村集體經濟收入突破200萬元，其中80萬元由社員分享。全年村民人均純收入超過萬元，一半的農戶蓋起了新房，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土地“分分合合”，唯改革精神不變
歲月匆匆。當初，陳高忠家6口人，現在老少19口，子孫各自在外已無人料理田地。當年的分地“先鋒”也把地入股給了合作社。“時代在變，守在家里的勞動力少了，自家的地往往種不過來，就得想新辦法。”
40年，土地由合到分，又從分走向合。“雖然都是集體經營，但今天的合作社與以前的人民公社是兩碼事。”親歷大集體勞動和包產到戶兩個歷史階段，退休多年的盧澤江依然關注農村變化。對于目前推行的農業經營模式，他認為既避免了吃大鍋飯，又彌補了一家一戶生產方式的局限性。
區別在哪？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守英一語道破：這一次的“合”，以全面的權利界定以及自愿為基礎，最重要的是充分考慮了利益聯結。
在塘約村，土地收益由合作社、村集體、村民按照3∶3∶4的比例分成。“村民土地交給集體是以確權為前提，變為股份收入。這樣，集體收入的多少與個人股份分紅直接相關。”村委會主任彭遠科說。
“各產業基地負責人完不成產值的扣薪水，超過產值部分則按比例提成，因此更有動力帶著社員一起干。”丁振桐介紹，實踐中他們還摸索了將勞務工資和增值分紅與勞動成果直接掛鉤的激勵機制，避免“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平均主義大鍋飯。
說起集中經營的好處，彭遠科這樣分析：40年，塘約土地數量沒變，隨著人口增多，各家土地越來越少，個體種植收益難以滿足家庭需要，村民只能外出務工。“不如集中起來規模化發展，一舉兩得。”如今，到塘約，放眼就能看到規模化的種植基地。種植品類變豐富了、有規模了，村里還建起近千立方米的冷庫、電商銷售平臺、農業展示園。“村里現在每一寸土地都用起來了。”
“面對千變萬化的市場，一家一戶就像大海里一艘艘小船難以抗拒風浪。抱團合作聯營，形成一定規模，就有了應對的可能。”關嶺縣委書記黃波表示。
“不管是當年頂云公社的‘分’，還是今天塘約村的‘合’，立足時代需求，敢闖敢試，探索發展新路徑，貫穿其中的改革精神一脈相承。”安順市委書記曾永濤表示，安順將繼續落實各項惠民政策，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通過市縣鄉村四級聯動改革，帶動農民脫貧致富，助力鄉村振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