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行區梅隴鎮永聯村吳介巷黨群服務站一角。 華賢東 攝
網球場、足球場、健身房、電影院……這些過去要去城里才能體驗到的公共設施與服務，上海市嘉定區馬陸鎮北管村的村民們，如今在家門口就可以擁有。
對于許多地方來說，鄉村與城市社區最明顯的差距，就是居住環境與公共基礎設施。在村集體經濟年收入破3000萬元的當下，全國人大代表、北管村黨總支書記沈彪認為，村子有能力也有義務，為村民們提供不輸于城市社區的居住體驗。
傾聽村民意愿，完善基礎設施
走進北管村，一排排“花園別墅”整潔優美，道路寬敞，路燈、通信網絡等配套齊全，全村195戶村民從低矮的平房，搬進了煥然一新的“別墅”，這緣于2020年北管村啟動了“百姓宜居家園”組團式房屋建設工程。
對于沈彪來說，“百姓宜居家園”項目是村民們幾十年來的“安居夢”，也是村里這幾年的頭等大事。在工程開始之前，北管村前后開了五十多次意見征詢會，還租了兩輛大巴，請每戶人家派一名代表，去嘉定區華亭鎮、江蘇省無錫市等地考察。那段時間，每周施工方與村民代表都要坐下來開會，小到房屋的窗戶尺寸要精確到幾厘米。“翻建的過程也是凝聚人心的過程。”沈彪說。
2023年，北管村入選全國鄉村治理示范村。如今，北管村每個季度都會召開一次村民代表大會，“村莊要建設什么，首先要弄清楚老百姓需要什么。”鄉村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不能照搬照抄城市社區，應從村民的日常生產生活需求和未來超大城市鄉村新功能出發，這就要求讓百姓有渠道表達，有村干部傾聽。
松江區葉榭鎮、泖港鎮、新浜鎮、石湖蕩鎮都位于黃浦江南岸，統稱“浦南四鎮”，葉榭鎮是60歲以上老人占比最高的鎮，而堰涇村則是鎮里老齡化程度最高的村。葉榭鎮黨委書記季明介紹，在全鎮推進科技、文化、醫療、衛生四下鄉的過程中，他發現每次在醫療窗口排隊的老百姓最多。在鎮黨委的引導下，堰涇村的三位70后中青年回到村里，租下了10幢村民房屋，比照城里的養老院標準，投資1200萬元進行適老化改造，建起了上海首家由社會化組織打造的農村專業養老服務機構——“幸福老人村”。
通過嵌入式養老模式，打通農村養老服務“最后一公里”，將小微養老機構嵌入鄉村，解決農村留守老人的就近養老問題。以堰涇村為起點，“幸福老人村”作為上海市首創的農村養老新形態，在許多村莊迅速開枝散葉。
同樣是在松江區，泖港鎮黃橋村構建了以村民提事、網格議事、會議定事、聯動辦事、村民評事、村民督事為原則的“智多星”協商議事平臺。在黃橋村村民的共同決定下，該村也通過公建民營的運營方式，整合長者照護之家、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綜合為老服務中心等機構養老服務功能。如今共有38位老人成功入住，在周邊也形成了以點帶面的農村養老服務格局。
體現為民屬性，激發內生動力
2018年，上海市共籌措了55.3億元幫扶資金，用于提升農村集體經濟的自主發展能力。截至2023年，全市累計拿出127億元用于提高群體保障水平，還前后選派了三批近600名駐村第一書記奔赴鄉村一線，為327個村莊招引了5.9億元投資，引進258個落地項目，上海市農村集體經濟總資產與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上升。
搭上了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快車，如今以北管村為首的多個上海城郊村的集體經濟年收入都突破了千萬元，這些村莊并沒有單純地擴大產業規模，交出更漂亮的“成績單”，而是將更多的目光投向為民服務。
早在2014年，上海就將“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列為市委一號課題，基層工作重心鮮明地轉向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上海市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介紹，在對村“兩委”干部的考核中，該市還引入了多維度的指標體系，考核除了村集體經濟收入，還包括公共服務覆蓋率和村民滿意度。其中，多區居村干部評價體系將群眾滿意度指標權重提升到50%以上，同時表現優異的村“兩委”班子，還將獲得額外的資源傾斜。這種制度化的激勵機制，確保基層干部從“被動”完成任務到“主動”謀劃創新。
“將資金投入到為民服務和鄉村治理的做法，不僅是對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理解，也是對新時代社會治理和城鄉發展需求的精準把握。一方面，配套設施在發揮社會效益的同時，同樣能夠產生經濟效益，此外，村民與社區居民一樣有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傾聽并正視這種合理的需求，也正體現了上海這座城市的‘人民’屬性。”該負責人說。
在今年中央組織部召開的基層黨建工作重點任務推進會上，上海市委組織部介紹，該市發揮全市街鎮及以下1.2萬個黨群服務陣地的政治功能、服務功能、治理功能，推出社區食堂、托老托幼、“一張床”等項目，2023年服務6000余萬人次、開展活動35萬余場。面向新就業群體提供餐飲休憩、牽引救援等服務，引導超2萬名新就業群體有序參與治理工作。
把服務群眾、造福群眾作為基層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上海市在推進黨建引領鄉村治理方面的探索與實踐越發深入。
精細化治理，從管理走向服務
老齡化的社會訴求、新村民們的服務管理，伴隨了上海鄉村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全過程。如今，堅實的經濟基礎、“有辦法”的村“兩委”干部隊伍，使得上海的鄉村治理從粗放傳統模式走向精細化成為可能。
上世紀90年代，嘉定區江橋鎮太平村重新修訂管理細則，明確本村流動人員享有與本村村民同樣的義務和權利。“當時這是一種具有突破性的創新探索，也因此我們村被評為全國民主管理第一村。”太平村黨委書記徐良說。2018年，依托江橋鎮郊野單元二期規劃，399戶村民整村搬遷，太平村成了名副其實的“空殼村”。除了緊緊拉住“風箏線”，密切聯系服務太平村全體村民，攜手動遷小區探索村居共管外，太平村的治理重心，更聚焦轄區內的120余家企業和1300余名從業人員。
走進太平村，在巨大的村級數字治理平臺大屏上，顯示著村里9處重要出入口的實時影像和多個功能板塊，當發現貨車亂停等行為時，工作人員在電腦前輕點鼠標，一架無人機便應聲而動，并迅速將現場畫面實時傳回大屏。
“無人機巡檢幫我們實時找到過去難以發現的治理‘邊角’，這套在嘉定區推出的‘智慧飛治’無人機網格化巡檢系統，功能覆蓋日間與夜間煙火安全隱患監測、河道飄浮物搜查以及道路垃圾偵測等等，可以高效解決農村地區頻發的問題。”徐良說。
數據監測、物聯感知設備、人機視頻巡防，數字化、智能化的治理技術，已經深入到上海市鄉村治理的方方面面。2020年，上海在全國首創推出“兩張網”——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和城市運行“一網統管”，四年來，各地在數字化治理應用場景建設上不斷創新實踐，現代化治理案例不斷涌現。在閔行區梅隴鎮永聯村吳介巷黨群服務中心大廳里，擺放著一臺“一網通辦”自助終端，超過730項業務均可通過終端機24小時在線辦理或申請。
暢通百姓“說話”的渠道，是培養村民自治意識的關鍵，這種“共商共治”模式，增強了村民對村莊發展的參與感與歸屬感，也讓村“兩委”班子在工作中更具責任感。
“這是我們村自己設計的標識，上面不僅有傳統的四合院和廠房，還有一條高鐵線貫穿其中。”高鐵穿村而過，是閔行區華漕鎮王泥浜村給人的第一印象。作為一個典型的“城中村”，近700畝的村域面積，廠房密集街道擁擠，6000多名常住人口中九成是外來人口，這給治理帶來諸多困難，如何破題？
“我們村干部們有一句玩笑話，叫‘一杯摩卡，思路不卡’，就是面對問題不要著急，而是在走村入戶中找到關鍵抓手。”王泥浜村黨支部書記金愛芳的回答很“上海”。村“兩委”干部在工作中發現，住在本村的房東對租戶信息了解清晰，于是讓房東委派一名常租戶作為臨時管理員，“戶管家”制度逐步形成。戶管家承擔戶內基層服務和安全管理，房東、二房東、租客中的積極分子都被納入治理隊伍中，實現“人房共管”。在熱心管家們的帶動下，租客們很快融入村宅，參與垃圾分類、安全規范用電……
讓百姓“金點子”成為治理“金鑰匙”，推動全過程人民民主在基層落地生根，在金愛芳看來，這不單是治理邏輯的轉變，基層黨組織的身份也在悄然轉變，過去百姓眼中“強勢”的村干部們，開始為每一位村民家門牌的美觀與統一而著急，為村民們電瓶車是否有足夠多且安全的充電棚而奔走……
精細化、智能化、專業化的背后，歸根到底是“人性化”。“在村里當村干部，不要把自己當成管理者，更多時候我們都是服務者。”金愛芳說。
本報記者 華賢東
通訊員 張潔
